《波斯人信札》出版三百年：一个可能存在的最好的世界

一个可能存在的最好的世界

《波斯人信札》出版三百年

衰落论是长期有市场的，直到今天，新冠病毒引发的、对难以确定的未来的忧虑正在加剧，回溯性的思考，不管有多少用，都要追问到资本主义制度兴起的根源，以及西方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但也有反过来，证明现在比过去更好的阵营，比如斯蒂芬·平克和他的近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平克称赞了最近几十年来的科技进步，说这是一场“现代的启蒙运动”。的确，假如把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反宗教、科普扫盲等等作为其核心价值，那么如今人人联网的世界的确可谓是被启蒙之光大大照亮了的，不过，平克的书和研究是建立在“数据说话”的基础上的，《善良天使》一书遭到的激烈批评之一，就是平克过于依赖数据，却忽视人的切身感受。

而我们对18世纪那场启蒙运动的了解，却是以当时的人的感受为基础的。我们听到那时的人的内心的声音，他们明显不像中世纪那样，深受教会和宗教戒律的束缚了；他们明显关注世俗的快乐，更为大胆地追求个人在此世的幸福生活了。

平克

有一本书，曾被视为开启启蒙运动大门，如今恰好问世了有三百年，它就是孟德斯鸠男爵的《波斯人信札》。它值得重读，比起伏尔泰的《老实人》，它更加有趣而不枯燥，比起卢梭的《忏悔录》，它更加简明，更远离自恋。孟德斯鸠是在法国君主制的一代豪君路易十四逝世后开始写作的，《波斯人信札》的深刻大胆的讽刺意味，使它不可能在路易十四活着的时候出版；而它启蒙人心、解放人心的效果，又是通过一种文学上的创新趣味来完成的。

这是一本书信体文学作品——体裁是新颖的，孟德斯鸠虚构了两位从波斯来到巴黎的游客，一个叫于斯贝克，另一个是他的好友瑞卡，他们在1712年来到巴黎，一住就是九年，书中的161封信，多数都是于斯贝克写给别人，或者别人写给他的。信中的于斯贝克，性格偏于沉思，经常到巴黎郊外的一个地方独坐良久，他接近中年，作为波斯贵族，在首都伊斯法罕的家里有五个太太，还畜养了数以百计的奴隶，可以说，他旅居巴黎的首要目的之一是求一个耳根清净。相反，更年轻的瑞卡性情更活跃，更喜欢流连于交际场所，去体察法国的民情。当他们两人分开时，彼此也会有通信往来。

在这161封信中，第24封最被时人津津乐道，也是最能表现启蒙运动的精神的。此信是瑞卡写的，他在抵达巴黎一个月后，就给他在土耳其的朋友写信。那时路易十四的统治已入尾声，瑞卡说了一些对这位国王的印象，他说，法国并没有西班牙那样的金矿，但国王却比西班牙王更有钱，因为他的臣民有很强的虚荣心，这给了国王以充分的理由来横征暴敛，充实国库，建造宫殿，壮大军队。人民乐于奉陪，国王和他的车马随从出门时的声势气派浩大，让人民感到脸上有光；而国王自己也狂妄自大，听到臣民传说的他能点石成金、手到病除的话是十分地得意。

法国人活在错觉之中，他们相信自己乐于相信的东西：法国富到流油，强盛独步天下。接着，瑞卡又说到罗马教皇，他说，法国国王能够左右他的臣民的思想，但是教皇呢，他能左右国王的思想，他会让国王相信3=1，他也会告诉国王，人们吃的面包不是面包，喝的酒也不是酒，因为按天主教的说法，面包是耶稣身上的肉，酒是耶稣身上流出的血。

这讽刺就已经到头了。孟德斯鸠俏皮的语气和一个个可怕的结论——教皇多么虚伪，国王多么诡诈，法国人愚不可及——形成了鲜明对比，让读者相信波斯人这块“他山之石”说出的是大实话。难道不是如此吗：在路易十四的强专制下，那些文人明明噤若寒蝉，却还安慰自己说他们把精力和志向放在高深的哲思中，而对他们无法谈论的社会冲突和叛乱视而不见？每个阶级的人都在物色自己可以鄙视的对象，以培养自己的优越感——难道这不是事实？在第52封信中，瑞卡讲了他在一个交际场见到四位女士，一位八十岁，一位六十岁，一位四十岁，还有一个才二十出头，在交谈中，二十岁的女士嘲笑四十岁的女士，四十岁的嘲笑六十岁的，六十岁的嘲笑八十岁的，嘲笑的理由都一样，那就是，她年纪这么大，还要涂脂抹粉，梳妆打扮——这样的事情难道不可笑吗？

法国人喜欢写书、编书，写书成为一门技术，作者和编者的真相，就是用一种比印刷工人高明不了多少的东拼西凑的技能快速完成一本书；而相比文人，更不值得信任的是宗教人士：他们以互相炫耀奢侈的法袍为能，你能放心地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他们管理，并相信他们能指引你上天国吗？

在波斯人这面镜子里，法国社会和法国人的虚荣暴露出其荒诞的无可救药。然而，要是就此把孟德斯鸠称为一个迷恋东方的人，则又大错特错了。孟德斯鸠的高明，在于他坚持对比要全面，要“辩证”，对比不是为了得到一个孰优孰劣的结论，而是为了袒露双方的所有短长；他不仅提醒读者说，别人眼中的自己和自己眼中的自己，两者之间会有多大的反差，他更证明了评价别人的人也是在暴露自己的见识，丈量者对自己所用的尺子有否充分的意识？在第56封书信里，于斯贝克提到了巴黎妇女赌博成性，他说，这些女人把丈夫都耗干了，为赌博，年轻人挥霍无度，中年人生活放浪，老年人倾家荡产。他旋即表示，相比于法国人，波斯的伊斯兰社会就强多了：因为伊斯兰先知禁止人们赌博、饮酒，从而让人保持理智清醒，能够控制危险的情欲。

孟德斯鸠头像主题的法郎纸币

从这里开始，孟德斯鸠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针砭现实的讽刺家，而是更接近日后写《论法的精神》的那个他，他着手去比较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上建立的不同的制度。在《波斯人信札》中，于斯贝克的见识要超过一个平常的“旁观者”所需的程度；他自东向西，一路游历，经过东方奥斯曼帝国的各个城市，看到的景象是到处残破衰败，而越接近欧洲，城市就越繁荣。他说起这些，就感慨说，西方已经领先于东方一大步，就文明程度而言，法国比波斯先进得多。

于斯贝克对他本国的政治黑暗耿耿于怀，因此在巴黎，他很容易发现，活在虚荣中的法国人也深深受益于他们的世俗精神。而年轻的瑞卡，思想更无负担，谈论问题也更加心直口快，他说巴黎的房子比伊斯法罕更高，巴黎人比波斯人更勤奋、更活跃。“在伊斯法罕，人们的节奏是慢的，每天骑着步履安详的骆驼出门，而在巴黎，人们不但用两脚行走，而且个个健步如飞。”对此，瑞卡的感慨并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说他自己一直跟波斯人的节奏格格不入，现在在巴黎，才算找到一些“到家”的感觉。法国男人给他的印象很好，他们显得健康、自由，法国女人和波斯女人相比，则是各有千秋。

《波斯人信札》中最出彩的篇章，还不是对法国的印象和评价。在书的后半部，我们看到于斯贝克卷入了一堆棘手的家务事里：他委以家务重任的奴隶们，接二连三地给他写信，报告家里的事端，请求指示，而于斯贝克因为距家遥远，通信不便，发回的指令大多是迟到的，因此滑稽地归于无效。那些书信里浮现出这么一桩得是优秀的小说家才能叙述清楚的故事：于斯贝克的一位太太违反了律法，另一位太太和一个女奴关系亲昵，于斯贝克远程责骂他们，还指挥奴隶鞭打；他自己想念最年轻的太太，可那个太太找了个相好，带坏了后宫的风气，也闹得自己与奴隶们水火不容。矛盾逐渐激化，那位太太下毒毒死了好多奴隶，然后自杀。

法国老牌巧克力Poulain的一种包装，用了孟德斯鸠人像

孟德斯鸠描绘出一个绝对父权中心的波斯社会，男主人在家中拥有唯我独尊的地位，女人、孩子和奴隶都是他的个人财产，正如波斯臣民也都是皇帝的个人财产一样，然而，一旦男主人不在家，或者因故不能处理事务，原先稳定的秩序就会动摇、瓦解。

讲述这些，是出于文学的考虑，也是基于孟德斯鸠对政治和风俗的浓厚兴趣；这里固然有满足欧洲读者的猎奇心的动机，但孟德斯鸠并未刻意找平衡，讨取法国人的欢心。像于斯贝克一样，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科学研究者，他相信，人们可以像认识自然一样，凭借科学精神去认识人类社会，而最有意义的研究，就是观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制度、风俗与文化，而对比也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在为褒贬而褒贬。除了比较法国和波斯外，于斯贝克还和一个在威尼斯的朋友通信中，比较过意大利的奴隶制和波斯的奴隶制，甚至比较过非洲古今人口的区别。在比较之后，他和朋友们还就各自掌握的知识来探讨现象背后的成因。政治学，就这样在孟德斯鸠手中成了“政治科学”。

当这本书进入到后半部分，两位主人公的见解也愈发深刻。于斯贝克一直在思考：什么是良好的政治制度？他的结论是，一个管理和运行良好的社会，应该是以道德为主要手段的，以德治国，是最理想的状态。他在第80封信里说，像荷兰、威尼斯、英国之类当时的欧洲国家之所以文明程度高，就因为这些社会是更多地靠道德，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管理的，那里的人受了八天监禁或者轻微的罚款，就会羞臊得无地自容，从此再也不会犯同样的罪，但在土耳其、莫卧儿以及波斯这些东方国家，哪怕刑法规定，罪犯要被砍掉一条胳膊，照样有人大胆犯法。

1722年由Ozell翻译的英文版《波斯人信札》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斯贝克对英国、意大利、荷兰等国都有了了解。通过对比，他形成了欧洲政治要比亚洲政治优越的总体看法，比如，在欧洲国家，触犯君王的人顶多就是被判流放，而在波斯，同样的罪行却要被处死；再比如，在欧洲国家，一个对君主不满的人，会设法投奔国外，在那里拉起反对本国君主的力量，而在亚洲，一个不满的人会直接去行刺君主，如果成功的话，就自己取而代之，继续实施独裁统治。

两相对比，西方政治更温和、更理性，而东方政治则充满了残酷和暴力，君王与臣民更容易离心离德。和于斯贝克不同，瑞卡——作为孟德斯鸠的另一个自我——的观察角度更加微观，更多地聚焦于市井风俗。他观察法国人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的习惯；他很想了解日常在聊些什么，贵族、知识分子、女士、贩夫走卒，不同阶层的人都关心些怎样的话题。他是一个社交达人，也是语言天才，成天泡在交际场所，结交各色法国人。正因此，瑞卡对法国的性别平等印象最为深刻，并赞叹有加。他说，在社交场合，五六个男人和五六个女人能在一起谈笑风生，这在男尊女卑的波斯简直不可想象！他还说，法国人不仅实施一夫一妻，而且在家里，丈夫对妻子彬彬有礼，不能随便支配妻子，父亲对子女、主人对奴仆也是一样。家里起了纠纷，要由法庭来裁判是非，而法庭也不会袒护有过失的丈夫、父亲和主人——这不是什么“国情”，这就是文明。

瑞卡成了一个“精法”；而于斯贝克更多地承担起了警醒法国人的任务。在第104封信中，于斯贝克说到了英国。英国和法国一样，也是有国王的，但是英国王权受到宪法的严格限制，国王不能滥施权威。英国人认为，屈服与顺从，是最不值得称道的品质。于斯贝克说：“所谓的大逆不道，不过是弱者不服从强者的时候被安上的罪名，而在英国，人民都有可能宣布国王大逆不道。”

1722年英文版《波斯人信札》后记：致英国读者

这就是说给法国人听的。孟德斯鸠凭着他清明的理智欣赏共和制度，他心里清楚，法国不可能像英国那样，有办法对付国王倒行逆施的风险，所以共和恐怕是一个难以避开的政治发展的方向。另外，他对于斯贝克家里乱局的描述，也是在提醒法国人纠正自己的问题：因为那时的法国也有奴隶制度，尽管规模比东方国家小得多。于斯贝克说，像法国之类的欧洲国家，统治者们之所以曾经解放奴隶，不是出于人道之心，而是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利。更何况，欧洲列强其时正忙于掳掠非洲黑奴，把他们丢到矿坑里去开采金银，只要还存在这种现象，欧洲和法国就还无法理直气壮地说，他们已经告别了“人性中的邪恶天使”。

在20世纪初，布卢姆斯伯里文人圈的核心人物利顿·斯特莱切眼中，《波斯人信札》的写法和构思已经不算多么新颖了。但他在《法国文学的里程碑》这本小册子里盛赞了此书的贡献，他说，孟德斯鸠将17世纪末开始兴起的怀疑主义推向了巅峰。“怀疑主义崇尚世俗，反对社会中的宗教成分，不信奉任何形式的神秘主义”，在《信札》中，两位主角完全是以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宗教，把它视为一种行政机制，而不是内在的精神力量，只能激发各种狂热的迫害和褊狭的看法。

利顿·斯特莱切

这就是以法国为主阵地的启蒙运动的最大贡献之一，它打破了人的精神桎梏。几乎与斯特莱切同期，法国诗坛的伟大人物保尔·瓦雷里看到了另一个对比：启蒙运动发生的必然和《波斯人信札》问世的偶然。他说，这本书“大胆得让人难以置信”，倘若不是在一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中出现，它恐怕就难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甚至难以问世。这是个什么样的机遇呢？瓦雷里用他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和文笔告诉我们：

“如果命运女神让某个人在过去所有的世纪中自由地挑选他最中意的一个，让他生活在那个时代，我敢肯定，这个幸运儿会说出孟德斯鸠那个时代的名字。……当时的欧洲是可能存在的最好的世界；权威、便利在那时形成；真理保留一定的分寸；物质和能量并不直接统治；它们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那时的科学已经算得上美丽，艺术则甚为精妙；宗教尚存。个性既可以发挥，规矩也相当严格。……甚至在大街上人们照样举止优雅。商贩懂得如何遣词造句。乃至包税人、青楼女子、密探、细作措辞皆不同于今天的任何人。税官逼债时也彬彬有礼。”

这番话里有多少讽刺——对他自己所在的时代的讽刺，以及对他眼里孟德斯鸠所处的“可能存在的最好的世界”的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讽刺——就有多少真正的仰慕。瓦雷里感慨，孟德斯鸠生逢其时，《波斯人信札》应运而生。“人们对政府大叫不满”，与此同时相信政府还可以做得更好，“但忧虑一点也不过分”。

瓦雷里

孟德斯鸠谨慎地在荷兰出版了这本书，而且是匿名，但书出没多久，他的真实身份就暴露了，他发现他不仅依然安全，而且成了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以至于在荷兰，其他的出版商都在物色下一位孟德斯鸠，想要出版《波斯人信札》的续集！用20世纪的思想家赫希曼的术语来说，那个法国，在“退出、呼吁和忠诚”这三种机制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当时谁也不知道它将在何时失衡，谁也不知道王权专制将在何时超出了社会承受的限度，忠于王权国家的力量在哪一个时刻会发生致命的松动。有识之士的行为，文人的著述，完全利用了这种平衡所形成的一个安全的张力结构，而他们的思想的传播，却将在他们自己也无法预料的情况下，催化了旧秩序最终的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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